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主席克雷格·里迪今年将结束第二个任期光荣退休。回顾在任6年，里迪说他看到中国的长足发展，也为WADA的进步感到自豪。

里迪受邀参加由中国反兴奋剂中心于16日和17日主办的国际反兴奋剂工作专业研讨会，这将是78岁的里迪最后一次作为WADA主席拜访中国。离任前的专访中，他给予中国的反兴奋剂工作极高评价。

1987年中国反兴奋剂工作启程，第一年检查数量仅160多例，而去年已超过19000例，数量与质量都属于世界高水平。借助2008年奥运会契机，一套综合性运动会反兴奋剂工作流程初具雏形，在之后的多次大赛中不断接受检验持续完善，最终形成完整系统，其中实施检查时的多语种通知卡几乎成为此后各国（地区）各种大型运动会标配，中国特色的反兴奋剂教育准入制度也引起业内广泛兴趣。中国反兴奋剂中心党委书记、副主任陈志宇将此系统称为“中国模式”。

里迪认为，中国的优势在于“政府态度坚决，渴望赢得干净的金牌，珍视年轻人的身心健康”。在这一宗旨下，中国的反兴奋剂工作“很多方面都成为范例，希望世界其他地方能够学习。”

里迪41年前初次来到中国，从那之后便和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1999年WADA成立，他负责财政部门，2014年担任主席后，他与中国的联系更加紧密，对中国的体育状况颇有了解。

他说：“我不知道这世界上究竟有多少人能了解，中国全运会规模堪比夏季奥运会。如此规模的赛事里，组织者的反兴奋剂工作恰如其分，中国的反兴奋剂制度与中国的赛事和运动员培养相得益彰。随着举办的大型运动会越来越多，我相信中国会越做越好。”

里迪的任期将于今年年底结束，WADA已决定波兰体育和旅游部长维托尔德·班卡为主席候选人，选举将于今年11月在波兰举行。

回看过去6年，里迪承认俄罗斯兴奋剂丑闻让WADA一度陷入危机，但他强调不能忽视WADA的进步。

WADA是由政府与体育组织代表构成的“混合”机构，虽然所有代表都签署协议支持《世界反兴奋剂条例》，但由于几百个签约方在经济水平、管理能力和方式以及对反兴奋剂认知差异，WADA很发愁“合规”问题。

里迪表示，他任内最自豪的成果便是在解决“合规”问题上迈进了一大步，WADA出台6个国际标准，在《条例》的框架下指导具体操作，使得各个签约方不仅遵守共同宗旨，在操作上也能够有所参考以取得预想的反兴奋剂效果，“所以现在反兴奋剂整体水平比之前强多了。”

此外，WADA从以往的过于偏重检查变为更加重视情报与调查，成立专门的情报与调查部，领头人是原德国警方负责网络犯罪的资深人员甘特·扬格。不久前由几十个国家和地区警方联合打击走私类固醇等违禁药物的行动中，WADA发挥自己的作用，提供了颇有价值的线索。“这是国际合作的完美范例，”他说。

不过里迪的任内远非一帆风顺，持续好几年的俄罗斯兴奋剂丑闻耗费WADA大量人力物力进行调查、分析数据以及检测从莫斯科实验室拿到的样品。据里迪估算，这几年单用在俄罗斯兴奋剂事件上的花费大约有700万美元，而2017年底WADA公布的整体预算才不到3000万美元。

里迪说，俄罗斯事件耗资很高，但“一个体育大国出现兴奋剂违规，我们必须有所行动”，不过他希望今后不要再有类似事件发生，而且值得高兴的是WADA的工作越来越得到各个政府支持，所以未来两年内预算有望提高到4500万美元。

里迪表示，他期望俄罗斯事件能在他的任内画上句号，好让他年仅34岁的继任者“过得轻松些”。